7月的山城重庆，热浪在嘉陵江蒸腾的水汽中翻涌，而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内书香四溢。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（简称“2025书博会”）现场人潮涌动。

这无疑是一场出版与读书的盛会。作为一名作者，陈宗周从一名办报者转型为作家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科普之路。在2025书博会期间，陈宗周的新作《人工智能70年：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》备受瞩目。这部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，详尽讲解了人工智能从概念诞生到如今大模型时代的70年发展历程，宛如一把跨越时空的密钥，将七十载技术风云凝练成普通人亦可解读的密码。

嘉陵江在重庆双钢路3号拐出一道急弯，湍急的水流日夜冲刷着岸边的科协大厦。77岁的陈宗周站在大厦23楼的窗前，凝视着毗邻的巴蜀中学——四十一年前那个暮色沉沉的傍晚，正是在那所母校的铁艺校门前，他拽住挚友陈登凡的胳膊，坚定地喊出：“我们可以办报！”这一瞬间，催生了发行量百万的《电脑报》，也开启了他从计算机普及到人工智能解码的科普长征之路。
 
聂荣臻元帅为《电脑报》题字
 
1984年，重庆计算机普及活动中心蜗居在江边三排简陋的平房里。当邓小平“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”的指示传遍全国时，陈宗周正带领团队组装Z80单板机——这种布满裸露集成电路的绿色板卡，是当时中学生接触计算机的唯一途径。“卖出一块板子赚三十元，培训班每人收五角，”他摩挲着珍藏的1985年账本，“但什么才是长久之计？”

转机出现在与陈登凡的一次夜谈归途中。路过巴蜀中学时，教学楼窗口的灯光刺破迷雾：“登凡！办一份计算机普及报！”这个决断引爆了此后两年的破冰之战。彼时国家正整顿报刊，《中学电脑报》的申办材料在各相关部门间辗转。陈宗周在给市委的报告中疾呼：“电脑必将进入千家万户，这是关乎民族未来的战役！”信念撬动奇迹：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“电脑报”三字；83岁高龄的马识途不仅撰写创刊文章，更致信钱学森等学者联署支持；当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终于批准申请时，1991年1月28日，陈宗周裹着军大衣登上开往北京的138次列车。

首都的寒冬如刀锋般锐利。在四川驻京办715房间，他哈着白气给陈登凡写信：“王涛秘书说还需补三份材料……房间无电话，有事晚上联系。”信末那句“我在京当敢死队”已成传奇。四个月后，当新闻出版署的批文送达重庆时，陈登凡冲进普及中心平房高举文件，十几个年轻人将算盘珠子抛向空中——这些算盘曾用来统计培训班收入，而今将见证新纪元的开启。1992年1月3日，《电脑报》创刊号带着三万份订单飞向全国，头版头条标题《把电脑请进家门》如宣言般铿锵有力。

此后的故事如奔腾的嘉陵江水：1993年报纸发行量翻倍，十几万套合订本被抢购一空；到2003年，这份靠两万元起步的报纸已拥有《知识经济》《环球科学》等20余种刊物，单期发行量70万份，覆盖2300多个县市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它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35家试点单位中唯一的科技媒体——当传统纸媒在数字浪潮中沉浮时，这群从重庆平房走出的“敢死队员”，早已用油墨与芯片筑起科普的长城。

“三重解码术”破解技术壁垒

2017年的某个深夜，陈宗周在科协大厦办公室敲下《AI传奇》系列的开篇。彼时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热潮未退，他却执意回溯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：“不理解寒冬，就配不上春天。”这些在《电脑报》连载的故事，后来被机械工业出版社集结出版。责任编辑记得他坚持在封面印上副标题“通俗史”：“他说初中生读不懂的书，不叫科普。”

2024年10月的诺贝尔奖公告掀起惊雷。当两位神经网络奠基人共获物理学奖、蛋白质预测AI团队斩获化学奖时，陈宗周正在修订书稿。“这是科学史的拐点，”他在新增章节中写道，“AI科学家群体性登顶，宣告智能革命已重塑科学范式。”几乎同时，中国深度求索公司2025年春节前夕发布的大模型，让他连夜增补最后一章：“我们有幸记录中国创新的历史时刻。”

为破解技术壁垒，他创造了“三重解码术”：第一重“化铁为棉”——将大模型万亿参数比喻为“连接乐高积木的卡扣”，深度学习解释成“教AI认猫的层层筛网”；第二重“照妖鉴真”——指出模型“幻觉”是数据缺失的逻辑骨折，可通过人类反馈矫正，而性别偏见等社会性问题实为“现实世界的倒影”；第三重“直面洪峰”——设专章探讨超级智能伦理，引用英国《季度评论》1859年对火车的荒诞预言：“时速50公里会导致乘客窒息”，警示人类对新技术的历史性误判。

科普血脉与未来火种

在双钢路科协大厦的会议室里，陈宗周向记者展开1982年的《科学爱好者》创刊号。发黄的纸页上印着少年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教程，与他新书中“用Python训练猫脸识别模型”的案例形成奇妙呼应。“科普的基因从未改变，”他指尖划过两张跨世纪的插图，“四十年前教孩子装收音机，今天教他们理解大模型，都是在播种科学思维。
”
他翻到伦理章节加重语气：“解决方案是建立实验室规范，而非砸碎显微镜——这正是全球AI立法的意义。”对于重庆青年的期待，他引用雷军为新书所作序言：“‘我们正跨入伟大新时代的门槛’。”突然合书起身望向窗外：“这座城市能否跨过门槛，取决于年轻人拥抱AI的速度。”

暮色浸染江面时，陈宗周从档案柜取出一封1991年1月30日从北京寄往重庆的信。泛黄的信纸上，“我在京当敢死队”的字迹依然锐利。三十四年前那个在无暖气房间里哈着白气写字的青年，与此刻窗边凝视AI未来的老者身影重叠。新书封面的“70年”字样在灯下流淌着柔光，恰似嘉陵江永不回头的波涛——那承载过单板机、油墨报章与智能火种的江流，正奔向更辽阔的入海口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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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：2025年书博会在重庆开幕， 能否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书《人工智能 70 年：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》，主要说了哪些内容，面向哪些受众。

陈宗周：第33届全国书博会重庆举办，是全国读书人的大事，也是重庆的盛事，会让山城书香更浓。我很高兴自己这本书刚好在书博会期间出版。

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、小米创始人雷军先生作序的这本书，受众是普通人，主要考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众对人工智能知识的需求，读者包括各行各业的科技人员、干部、知识分子，也包括中学生、大学生等青年学生。总之，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科普书，通过讲述人工智能发展过去现在未来的故事，打破人工智能技术高不可攀的神秘感。

向大众普及人工智能技术其实并不容易。这本书在内容上，以人工智能70年发展史为线索与脉络，选取重要的技术、事件与人物，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。还注意了内容的新颖性和时代感，比如，对大众媒体上出现的人工智能新词和热词，如大数据、深度学习、生成式人工智能、大模型、参数、机器人、具身智能、虚拟人、自动驾驶等等，都尽可能通俗详细地加以解释，让大家把人工智能知识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建立起联系。我希望这本人工智能的科普图书，能做到通俗实用。

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：当前，面临诸多挑战，如数据隐私、伦理道德等问题。从您对行业的深入观察来看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？在您接触的AI领军人物中，他们对于应对这些挑战有着怎样的共识和不同观点，又采取了哪些实际行动？

陈宗周：的确，AI发展迅速也带来很多挑战。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，都会存在前进中的问题。新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影响和福祉的同时，也会因为前进中的问题而引起担忧与质疑，甚至引起恐惧。书中提到，从历史上看，我们在担忧与恐惧中一路走来。我们害怕过机器，恐惧过机器控制人类；害怕过火车，认为会破坏龙脉；害怕过电视，担心永远沉迷于节目中。革命性的人工智能更是如此，它在发展中的确存在很多正在解决的问题。

比如随着大数据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广泛应用，隐私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。有人形容我们正面对一台无比巨大而精细的测量数据的“显微镜”，一切行为与隐私，在这台数据显微镜下暴露无遗。

又如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，大家看到大模型常常产生幻觉与偏见。模型的幻觉是技术问题，最终可以通过强化的人类反馈对齐算法来解决。模型的偏见是社会问题，是人类社会的偏见投射到模型中。

我们还面临更大的问题，即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问题。有人担心，到机器智能超过人类智能的那一天，会出现严重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。

我是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者，认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，但人类总会在前进中解决这些问题。比如数据安全问题、人工智能的伦理与安全问题，我国和世界各国一起，正在通过积累共识、发布共同宣言、立法等等积极措施，解决这些人类的共同问题。

本书专门有一章谈人工智能未来，与读者一起讨论人类社会的这一重大问题。

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：您深耕科普领域多年，创办了众多知名科普媒体。在您看来，科普对于社会和大众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意义？

陈宗周：我从事科普工作已有四十多年，可以说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科普。

科普的重要性、国家对科普的高度重视、科普对现在与未来的影响，这些，很多人都强调过，不必多说。形象比喻，科普对于社会，是推动前进的动力；科普对于大众，是通向智慧的桥梁。

重庆有科普工作的很好基础，尤其是，在重庆产生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科普媒体，如电脑报、知识经济、新潮电子、环球科学、家庭医药、课堂内外等等，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山城的科普工作会进一步大发展，为重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 上游财经-重庆晨报记者  郑三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