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《抗战日报》部分编辑人员，右一为艾柏


▲《抗战日报》旧址


▲艾柏

□杨辉隆

关于艾柏，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。1991年版《奉节县志》记载也较为简略，不足150字。但提起他的儿子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艾跃进，知道的人就多了。

作为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，艾柏是一颗耀眼的星辰。艾柏被收录进《中国新闻年鉴1987》“中国新闻界名人”，彰显其为新闻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艾柏是从重庆奉节大山里走出去的老革命，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

奔赴延安，人生从此被改写

艾柏原名艾长青、艾石安，号文若。艾柏这个名字，是他参加革命后在延安改的。改名艾柏，寓意要像柏树那样高洁无华。

1915年，艾柏出生于奉节县高治乡高治坝（现竹园镇高治村）一富裕家庭。其父艾宝初家底殷实，是当地有名的大户。抗战期间，其父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1940年6月12日日寇占领宜昌，奉节与宜昌近在咫尺，如果三斗坪的石牌失守，不仅奉节保不住，重庆也危矣！受爱国心的驱使，艾宝初多次捐款捐粮支援前线。

1937年艾柏从夔联中（奉节中学前身）毕业回乡，秉持教育救国理念，利用自家空置房屋创办了高治小学，任校长。夔联中可不是一所简单的学校，前身是夔州府中学堂，创立于1903年，从这所学校还走出了刘伯承元帅和温诗铸院士等人。

1938年秋，大半个中国已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，艾柏为抗日救国思忖再三，打听到延安是不少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，于是决定去延安参加抗日。艾柏的决定，父母自然不乐意，毕竟这一走前途未卜，何况艾柏当时已娶妻。但艾柏最终说服了父母，决意出去闯荡。

离开家乡前，艾柏将刚创办一年的高治小学，交给了另一个老师管理。为了不走漏消息，艾柏趁一个清晨离开家乡，他跪在父母床前，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爹、娘，儿子不孝，此去前途未卜，不能在堂前尽孝，望二老保重。”跪谢了父母，艾柏踏上了未知的征途。

经过长途跋涉，行程一千余里，艾柏用了近一个月时间，终于到达西安。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和帮助下，很快奔赴革命根据地延安。从此，艾柏的人生彻底被改写。

转战各地，写出大量新闻作品

到延安后，党组织安排艾柏到延安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。结业后，又送他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。在抗大学习期间，艾柏进步很快，从单纯的狂热青年转变成了一个有理想的革命战士，同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。他还有幸聆听了毛主席在抗大作《论持久战》的报告。

抗大毕业后，艾柏被分配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任宣传干事，随王震转战华北敌后，进步很快。1939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宣誓那天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现在我已经成为了党的一分子，这一生我将义无反顾地将一切交给党，包括生命。

1940年夏，艾柏服从组织安排，到《抗战报》任编辑，从一名宣传干事转变为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。后来，他又先后担任《抗战日报》记者、《晋绥日报》记者、新华社吕梁分社前线记者组组长兼陈赓兵团随军记者，以及《新洛阳报》编辑部主任、新华社口播部编辑、南京《新华日报》采访科科长，还参加了渡江战役、南京解放的新闻报道工作。

南京解放后，艾柏任新华社南京分社采编室主任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作为南京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刘伯承的随行记者，长期跟随刘伯承深入街道社区、厂矿企业、机关学校采访。当时南京刚解放，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敌特十分猖獗，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。作为市委书记、市长的随行记者曝光率高，刘伯承曾多次指示警卫人员要保护好艾柏。但艾柏从不把个人安危放在第一位，只要有采访任务，总是毫无畏惧地跟随首长到第一线，写出了大量有分量的新闻作品。

后来，艾柏又先后调任新华总社编辑，华东总分社采访部主任，天津分社副社长、社长，河北分社社长。他还兼任过中国记者协会天津分会副会长等职务。他说，每一次调任都是组织对他的一次考验，也是自己人生的一次升华，但更多的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

遭受厄运，55岁含冤去世

但人的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拐点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在1959年反“右倾”斗争中，艾柏遭到错误批判，还被撤销了正厅局级领导职务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1947年6月25日至27日《晋绥日报》编辑部与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决定在该报开辟《不真实新闻与“克里空”之揭露》专栏。报社动员全社职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艾柏作为《晋绥日报》骨干记者，在运动中，他带头开展自我批评，同时也批评《晋绥日报》领导层一些不实的新闻作风。没想到这成了他1959年遭受厄运的“钢鞭”材料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艾柏的问题又被翻了出来，他被调到江苏南通地委工作。他明知这是对他不公正的处理，但仍像过去一样，带着家人去南通报到。到南通后，先是安排他担任地委机关收发员，后担任地委宣传部干事。随着形势急剧恶化，艾柏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。他除了正常工作，还要无休止地接受大会小会批斗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1970年12月29日，艾柏在南通含冤去世，年仅55岁。

生命弥留之际，艾柏颤巍巍地对妻子付在华说，你要坚强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然后又拉着两个儿子的手说道：“要相信党，永远跟党走。你们的爷爷奶奶都死得早，我因为参加革命，没有尽到孝。我死后你们要回奉节，替我在爷爷奶奶坟前上一抔土，烧一炷香。那是你们的根。”

艾柏的妻子付在华，则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温暖存在。丈夫挨批斗，她在台下候着，等批斗完了，她就搀扶着疲惫不堪的丈夫回家。尽管失去了正式职业，但她以超凡的忍耐与智慧，默默操持着家务，用爱与奉献为丈夫和儿子构建了一个温馨的港湾。艾柏去世后，付在华在南通的一家服装厂当裁缝，苦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她又四处奔走，为艾柏鸣冤叫屈。

1980年10月，党组织为艾柏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，并在天津召开了追悼大会，悼词称艾柏为“我党忠诚的宣传新闻战线干部，优秀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”。这一刻，阳光灿烂，烙在付在华和孩子们心头的伤痛终于像芒刺一样褪去了。付在华哭了也笑了，她可以告慰九泉下的艾柏了。后来，艾柏的名字和简介被收录于《中国新闻年鉴1987》中的“中国新闻界名人”一章，以彰显其为新闻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。

从无怨言，坚守信念与理想

1952年秋天，艾柏从南京调任北京新华总社之前，曾回过一次家乡奉节。当时不通公路，时任县长杨正禄亲自安排人找来滑竿（轿子）抬艾柏，但艾柏婉拒，杨正禄只好借了一匹马，骑马陪艾柏一起回到高治乡老家。

当时，艾柏父母都已去世，他此行的目的一是给父母扫墓，二是和老家的妻子周天贵办理离婚手续，并带走他和她所生的儿子艾华益。这看似十分残酷的行为，实属无奈之举。因为艾柏在去延安前，按习俗与周天贵举办了婚礼。到延安后，由于战争年代的混乱，与家里完全断了音讯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和家里取得联系。艾柏接走儿子艾华益，也是周天贵的想法，认为对培养孩子更有利，后来艾华益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印钞厂担任工程师直至退休。周天贵于1963年在老家安然去世，走完了她艰辛的一生。

艾华益和艾跃进没有辜负父亲艾柏的期望。艾华益生前多次回奉节为母亲和爷爷奶奶扫墓。2022年，83岁的艾华益去世后，子女遵照他的遗嘱，还在他母亲墓旁，为他修了一个衣冠冢，意在生前没能陪伴母亲，死后也要陪在母亲身旁。艾跃进20世纪80年代也曾两次回奉节省亲，为爷爷、奶奶扫墓。

艾柏的一生，是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一生。抗战烽火中，他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，投身革命洪流，用笔杆子作为武器，深入前线，将战地新闻传回后方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听从党的召唤，转战江苏、河北和天津，继续在新闻战线发光发热，以勤勉和正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。

命运似乎总爱与善良的人开玩笑，然而艾柏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能泰然处之。特别是下放南通后，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变故，他也从未有过怨言与退缩，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与理想，这是何等高尚的品质。

（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