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江木船拉纤

川江巫山木船

秭归青滩纤夫放滩员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韩玉洪

我的父亲韩庆楚曾是川江木船纤夫，那些被岁月磨亮的故事，总在昏黄的油灯下漫溢开来。父亲的手掌布满老茧，像川江滩头被水流啃噬的礁石，每一道纹路里都嵌着抗战岁月的血与火。

顺着他的讲述望去，那条奔涌在巴蜀群山间的川江，不再只是地理书上的黄金水道，而是一条用木船、纤绳与生命铺就的生命线——在山河破碎的年代，它托举着民族的希望，向着大后方艰难前行。

1不同的木船抗战的兄弟

川江的水，是有记忆的。它记得每一只木船的模样，就像记得岸边每一棵黄葛树的年轮一样。那些散落在川江及支流的木船，形制各异，性情不同，却在抗战的号角里，成了并肩作战的兄弟。

渠江的水，带着嘉陵江左岸的温润，养出的木船也带着几分灵秀。上游河道弯多滩浅，只有小巧的龙船才能自如穿梭。这船真如其名，船头雕着简化的龙首，船尾斜斜翘起如龙尾，行在江里时，木桨划开的涟漪像龙鳞闪烁。这船专管短途转运的零碎货物，有时是几捆急需的药材，有时是一箱箱发往后方的信件，在狭窄的河道里灵活得像游鱼。比龙船更轻便的是划子，不过丈余长，两头尖翘，一个船工就能撑起。它是沿岸百姓的“脚”，运几担青菜，送个急诊的病人，或载着信使在浅滩间跳跃。

往下游去，水面渐宽，新船三舱便登场了。这船多从宜宾、泸州顺流而来，船身壮实如水牛，中段搭着遮雨的竹篷，像披了件蓑衣。它是长途运输的主力，舱里塞满棉纱、布匹，或堆积如山的军粮，船尾的舵楼里总坐着经验老到的驾长，眼神如鹰，盯着前方水面的每一道波纹。广安一带的黄豆壳船，船身宽大，两侧微微内收，真像剥开的黄豆壳。它最能装，石板、铁器、成捆的竹木，往舱里一码，船吃水线沉下去半截，依旧稳稳当当。而合川以上的架子船，走的是灵活路线，船身中段搭着可拆可装的篷架，装货时拆了篷架堆物资，载客时搭上木板就是座位，像个会变戏法的匠人，在窄河道里游刃有余。

涪江的水，性子比渠江烈些，木船便多了几分筋骨。上游河道窄得像嗓子眼，这里的船长得瘦长。顺水时，船工们只需掌舵，听着木船劈开浪花的“哗哗”声。可到了浅滩，就得靠岸上的纤夫，把船一寸寸拖过露着礁石的滩涂。船底还藏着玄机，装着可伸缩的“船脚”，浅水区一撑，就像给船安了腿，免得触礁。下游的安岳船则温顺得多，船身与广安船相仿，却没了高耸的船尾，在宽阔的水面上平稳得像摇篮。

州河的木船，藏着更多的巧思。“糖糟子”船身宽得像澡盆，用坚韧的柏木打造，船尾有个月牙形的舵。没行船时，船帮用竹篾捆得牢牢的，倒像个密封的糖糟，这便是名字的由来。它是载客的好手，舱里铺着草席，乘客或坐或卧，听着船工讲些江上趣闻，江风穿过船篷的缝隙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吹散了旅途的疲惫。“黄瓜皮”则是另一种性子，船身狭长，首尾尖细，正如剖成两半的黄瓜。它专运急货，船工们摇桨如飞，船尾的白浪像扯不断的线。最朴素的是“毛板”，用未打磨的木板拼成，船身瘦长，却结实得很，水位浅时就靠它运些杂粮、山货，船工站在船尾，竹篙一点，船就像箭似地射出去。

嘉陵江的木船，多被叫作“下河船”，模样与州河的“糖糟子”相仿，却更壮实。从合川到重庆，舱里堆满棉纱、竹器，还有从沿海辗转运来的海味、生油，是重庆城的“菜篮子”。若是往更远的地方去，舱里便换了黄丝、茶饼、药材，船工们说，这些东西要送到前线，做成绷带、熬成汤药，或是织成军装。这木船装的不是货物，是能让战士们多撑一天的底气。

2川江上血与浪的洗礼

川江木船就是川江里流动的家。船工在舱前生火做饭，船妇于船头补网浣衣，孩童光着脚丫在船板上追逐嬉闹，船桨搅碎的涟漪里，漾着寻常日子的烟火气。可当抗战烽火燃起，它们忽然换了模样：篷架上升起红十字旗，舱里码满了弹药箱，船工的草鞋换成了军鞋，连稚童都懂得要把舱角腾出来，给受伤的士兵歇脚。它们不再是零散的个体，而是被川江的浪涛拧成了一股绳，编织成一道抗击日军的水上天网。

川江的险，是刻在船工骨子里的。老人们说“川江百弯，夔门鬼门关”，这话里藏着多少惊魂时刻。长江三峡近200公里的水道，挤着约50个险滩，青滩的水像脱缰的野马，泄滩的漩涡能吞下一整只木船，崆岭滩的礁石露在水面像恶鬼的獠牙……过滩时，船工连呼吸都得憋着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手里的舵杆攥得发白。

枯水期的川江，是另一种煎熬。江水退去，礁石像竹笋似地冒出来，航道窄得只能容一只船过。船工们得趴在船边，用篙子试探水深，“一寸浅，一寸险”，稍有不慎，船底就会撞上暗礁。有经验的老舵工，能从水的颜色判断深浅：清得发绿的地方是深水区，泛着白沫的地方藏着礁石。可就算这样，每年枯水期，江面上还是会漂着破碎的木板，那是木船留下的最后痕迹。

到了洪水期，川江又成了暴怒的巨兽。江水裹挟着泥沙、断木，咆哮着向下冲，漩涡一个套着一个，能把木船旋得打转转。更可怕的是突如其来的暴雨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江面，白茫茫一片，别说看航标，连前方的船影都瞧不见。有船工回忆，一次暴雨中，他的船被巨浪掀得立了起来，他死死抱住桅杆，看见邻船像片叶子似地翻了过去，船工的呼救声被雨声、浪声吞没，转瞬间就没了踪影。

恶劣天气还不是最狠的。川江两岸的山，像随时会塌下来的巨人。暴雨过后，滑坡、泥石流是常事，有时前一天还畅通的航道，第二天就被滚落的山石堵死，新的险滩一夜之间冒出来，船工们管这叫“山要吃船”。他们见过最惨的一次，一艘运军火的木船刚过巫峡，山上就滚下巨石，船被砸得粉碎，火药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连江水都被炸起了数丈高的浪。

最致命的，是日军的轰炸。日机像饿鹰似地盘旋在川江上空，投下的炸弹在江面炸开巨大的水花，火光映得江水都红了。船工们说，日机来的时候，连江风都带着血腥味。他们见过满载难民的木船被击中，船板、衣物、尸体一起漂在水里；见过运军火的船爆炸，气浪把几里外的船都掀得摇晃。可就算这样，船工们也没停过，敌机刚飞走，他们就跳进水里，把没沉的船拖到岸边，补好漏洞，第二天照样装货起航。有个年轻船工，父亲被炸死，他擦干眼泪，接过父亲的舵杆，说：“船不能停，停了，前线的弟兄们就没吃的了。”

3江河记得他们的名字

航运设施的简陋，更让这趟征途雪上加霜。航道上的航标，多是绑着红布的竹竿，风吹雨打后，红布褪成了白色，竹竿也歪歪扭扭，根本分不清哪是浅滩哪是深道。船工们只能凭着记忆走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通信全靠喊，两船相遇，隔老远就扯着嗓子喊话，说前面有险滩，或有敌机，声音得盖过浪涛声才行。有一次，两艘船在浓雾里撞了，船工们落水后才发现，竟是同村的兄弟，只是雾太大，谁也没认出谁。

可就在这样的绝境里，木船与轮船竟走出了一条协同之路。为了及时疏散宜昌的难民，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专程来到宜昌，想办法把卧铺改成坐票，一个铺位塞5个人，货舱盖上也挤满了人，像装沙丁鱼的罐头。这些特殊票上写着“夜间宿木船”，于是运输部门在庙河、麦沱这些要过夜的地方，泊着数十只大型木船，白天轮船疾行，夜里木船当客栈，难民们躺在木船的舱里，听着江涛声入眠，天亮再换乘轮船，这日夜接力的模式，让数不清的难民逃出了沦陷区。

宜昌大抢运，是刻在川江史上的丰碑。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，这座长江边的小城，成了转运的枢纽。150余万难民、100余万吨物资，要从这里运往大后方。轮船不够，木船顶上；白天运不完，夜里接着干。船工们说，那时候的宜昌港，桅杆比岸边的树还密，号子声、机器声、哭喊声混在一起，像一场永不落幕的大戏。有个老纤夫回忆，他曾拉着一艘装着机床的木船，在西陵峡的险滩上走了三天三夜，脚磨破了，就用布裹着继续拉，肩膀被纤绳勒出了血，血顺着绳子滴进江里，“那机床是造枪炮的，多拉出一寸，前线就多一分底气。”最终，这场抢运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，而背后是无数船工的汗水与血水——他们中，有人被浪卷走，有人累死在纤道上，有人永远倒在了日军的轰炸下。

船工的悲壮故事，在湘、黔、云、鄂、川、陕一带还有太多太多。有船工为护军火，怀抱炸弹跃入江中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；有船娘在日军攀船之际，将孩子藏进舱底，自己则引着敌人向险滩划去，最终船毁人亡；有老舵工弥留之际，仍指着航道图叮嘱儿子：哪块礁石要绕着走，哪段水流得稳住舵……他们大多未留下姓名，只化作了川江里的一朵浪花、一声号子，却让那条艰难的运输线，始终未曾中断。

父亲的讲述停在暮色里，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，像川江的浪拍着船板。他说，那些木船早就不在了，可每当江风穿过峡谷，他总觉得能听见纤夫的号子，看见木船在浪里起伏，那是民族最危难时，不肯低头的脊梁。

川江的水还在流，带着那些热血与勇气，奔向远方。而我们，该记得那些木船的模样，记得那些船工的名字，记得在最黑暗的岁月里，曾有一群人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托举着民族的希望，在血与火的航道上，从未停航。

（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