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蒋萍

我家与楼梯的缘分，仿佛生来便刻在骨子里。

幼时住筒子楼，一楼是做生意的，裁缝铺子、水果摊、糖果点心、麻将铺……幼儿园就在对面卖布匹的楼上，那时家家户户仿佛都被楼梯串起来，却又被一堵堵墙分开。我家住二楼，整楼几乎都是租房客，大家平日都开着门，放学后我和隔壁妹妹一起去大哥哥家看动画片，然后被大人追赶着下楼去巷子玩游戏。

有时我们玩拍画片，各人将收藏的画片在地上放好，用手掌拍，若是自己的画片覆盖住别人的，那对方的画片就归自己了。为了加大难度，大家喜欢在楼梯上拍，这样更容易获胜。买菜回家的爷爷奶奶和阿姨们见到，准会来一句：“还不回去吃饭嘞？”我们便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妈妈还没叫呢。”邻居走在楼梯上的声音早已被游戏的激情掩盖，但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阁楼上的风景——其实也就是能看得远一点，大人却不让上楼，怕不安全。可阁楼上的一切就像夏日冰柜里的冷气，看得见摸不着，让人牙痒痒。于是我们几个小孩约定，吃完晚饭一起去楼顶“探险”。

老阁楼的木梯，松脂香裹着潮气，踩上去“吱呀”呻吟，像怕痒的老人在笑。我有些害怕起来，却仍壮着胆往前挪动，最终我们被大哥哥给我们讲的灵异传说吓得四散逃窜，从此再也不敢打阁楼的主意了。后来见母亲去楼顶晒棉絮，或阿姨晒干豇豆，渐渐心里对楼顶的惦记又开始发芽，像惦记一颗没剥开的糖。

小学时，来到大一点的镇上，父亲攒了些钱，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，买了房。回新家要爬八层楼，我和弟弟只需再爬一层楼，就可到顶楼玩——天台上晒着蔫成红玛瑙的辣椒串，床单是天然的捉迷藏屏障，还有我们用瓦片和废弃砖石搭的城堡，仿佛我们就是这儿的国王。以前一起玩的妹妹正好住隔壁，楼顶便成了我们的密道，放学后的黄昏成了我们的天堂，脚步声咚咚响，我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。那时的楼梯于我们而言，绝非冰冷的混凝土构件，而是一条充满魔力的自由通道。昏黄的声控灯时明时灭，我们在阶梯上追逐跳跃，把扶手当滑梯，在转角处捉迷藏。玩累了，便一股脑涌上天台，夏夜的风毫无遮拦地灌进来，吹鼓了汗湿的T恤。母亲在楼下喊：“吃饭啦！”声音顺着楼梯盘旋而上，带着回音，我们便依依不舍地“咚咚咚”踩着节奏跑下楼去。

后来，书读得多了，人却像被钉在了屋里，看着堆得比台阶还高的作业，我开始赖在家里。一层、两层、三层……脚步越来越沉，出门的兴致被一级级台阶消磨殆尽。母亲有时探头问：“下楼走走，透透气。”我多半头也不抬，敷衍道：“不了妈，作业多。”她便叹口气，不再言语。后来才知，身边同龄人大多如此，我们成了世间所谓的宅男宅女，或许并非天性安静，只是没了儿时的惬意。于是，心里暗暗发誓：将来一定要买个电梯房，手指一按，门开即达，何等快意。

工作后，咬咬牙，买下一套带电梯的新房。两室一厅，不大，最重要的是有电梯。然而这电梯的便利，最终却并未惠及自身。想到外婆前几年做了手术，爬楼梯太累，于是我和妈妈便将新房钥匙交到外公外婆手中。母亲在一旁看着，眼圈微红，悄悄对我说：“这钱花得值。”那一刻，爬楼梯的辛劳仿佛有了重量，它不再是单纯的攀登，而是化作了肩头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稳稳托起了上一辈的安稳。

再后来，我成了家，仿佛心照不宣，爱人家也是八楼，我又住回了楼梯房。

结婚那天，爱人抱我上楼，后来多了个小的，每日的必修课，便是抱着日渐沉重的孩子，一级一级向上攀爬。起初是软糯的一团，蜷在臂弯里，后来便像只不安分的小兽，扭动着要自己探索。母亲与我从未如此亲密，因为要照顾剖腹产的我，她总是拴着腰凳，提着婴儿用品或菜爬上爬下。我看着她微驼的背影，鬓角的白发在楼道昏暗的光线里格外刺眼。“妈，累了歇会吧。”“不累，以前我还抱着你和你弟爬楼呢。”她总是这样逞强，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喘息。

等到女儿四岁多，我们又迎来了新生命。同样的，母亲再次拴起腰凳，只不过这次，在爬楼的过程中，多了大女儿逗笑的声音，小女儿转头看向我和她姐姐，“咯咯咯”的笑声如同当年大女儿的欢乐，再次回荡在楼梯间。

母亲站在门口，满脸汗水地等着我和大女儿爬上来。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——手臂的酸麻，争执时的烦闷，脚步的沉重——都沉淀下去，化为心底一种踏实的暖流。原来，这日复一日的攀爬，早已在不知不觉间，将我们三代人的脚步紧紧缠绕在一起。每一步向上的艰难，都在为“家”这个字眼增添着分量。

楼梯，最终深深烙进了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一条无法割舍的纽带，粗糙，坚实，带着生活的体温，一级一级，通往那个灯火可亲的所在。这印记，是辛劳，更是归途，就像一本摊开的书，等着我们一步一步，接着往下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