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曾广洪

随着农耕文明的远去，赶鸭这个行当已悄然消失。表哥吴良文是个老赶鸭人，他给我讲述了赶鸭人的过往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只有12岁的他因羡慕鸭司令游荡江湖和有鸭蛋吃的缘故，拜三驱镇的赶鸭人廖锡均为师。当时鸭棚子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，为调动赶鸭人的积极性，按三七开分成，集体对鸭群“认捆（整）不认扁（零）”，因而赶鸭人视鸭子为心肝宝贝。从孵房买来毛茸茸小鸭的肠胃娇嫩，先拿粉碎后的绿豆喂养，再慢慢投食煮熟的谷子，待渐渐长到一斤左右的条鸭时，方可野外放养。在三个月的条鸭之前，生产队每天给每只小鸭三两稻谷。

那时的赶鸭人比务农挣工分强，每天计10个工分，无论是卖鸭子或鸭蛋，集体得多，其余归己。鸭子有蛋鸭与肉鸭之分，蛋鸭以母鸭为主，若调理妥帖，一只母鸭一年可产蛋两百枚。盛蛋期一过，得重新换新鸭。肉鸭养9个月后，交重庆白市驿板鸭厂，或在本地乡场卖。

俗话说，鸭棚子都有三挑。赶鸭出门起码几个月，须备足吃穿住等家伙，诸如锅盆碗盏、柴米油盐、穿盖用品等之类。有趣的是那鸭棚子，便是赶鸭人简陋移动的床，竹篾棚顶涂桐油防水。一到晚上，床板拉出来，可供四人睡觉。三伏酷热之夜，如同进了蒸笼，汗水直冒，长脚蚊围着人嗡嗡叫，一叮一个包，奇痒难忍，即便用土蚊香洋蒿熏，也无济于事。在漫漫冬夜，几个人挤成一团，靠体温彼此取暖，冻得瑟瑟发抖，掰着指头祈盼天亮。师傅见状，赶忙摸出红薯酒瓶，让徒弟们呷几口御寒。赶鸭人的命贱呀，小病过拖，大病靠扛，死了就见阎王。

黑黢黢的鼎锅煮的红苕稀饭，几泡尿一撒，肚子咕咕叫，两眼冒金花。有时，就连发霉变味的咸菜也没了，只得向附近的乡亲求爹爹告奶奶地要点咸菜或蔬菜，实在没辙的话，就拿鸭蛋交换。只有逢初一或十五，师父才让弄几个鸭蛋打牙祭。衣服哪有四季之分，一穿就是几十天，溅满了泥浆，分不清颜色，混合着汗水与鸭屎味，路过的大姑娘一手捏紧鼻子，一边嗔怪太臭了，赶鸭人就像活脱脱的叫花子。

因长年日晒雨淋，赶鸭人脸皮黝黑，手里拿着4米多长的斑竹竿，竿子的一头系着塑料纸，另一头带有小铁铲。赶鸭群时，挥动竹竿，塑料纸哗哗作响，给鸭群指路。若是鸭群离得远了，就用铲撮土抛向鸭群，警示它们不要乱跑。竹竿长而柔软，挥动起来灵活自如。赶鸭时经常发出嘿嘿的吆喝声。

赶鸭看似简单，其实蛮有讲究。一拨4个赶鸭人，掌竿匠既是师傅，更是灵魂人物。副竿既是助手，又充当赶鸭匠角色，一个在前引导鸭群的方向。另一个押尾，照看生病受伤与掉队的鸭子，表哥吴良文便是其中的副竿。殿后的是挑棚匠，是个体力活，就像西游记中的沙僧，还兼顾生火煮饭等杂务。

在春夏季节，赶鸭只能沿途寻找河沟、堰塘、小水库，待秋收挞谷子后，鸭子才下水田寻找遗落的谷粒吃。鸭子一见到水，就像被点燃了热情的小火苗，兴奋地扑棱着翅膀，扑通扑通接二连三地跳了下去。刹那间，水面热闹得如同炸开了锅。有的鸭子一头扎进水里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尾巴，好似在和同伴玩捉迷藏。有的鸭子伸长了细长的脖子，追逐着水中的小鱼小虾，那专注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。还有的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游来游去，时不时用翅膀用力拍打水面，溅起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。那欢快的叫声弥漫原野，引来周围的社员驻足看热闹。

后来，师傅廖锡均见吴良文精明能干，又吃得苦下得蛮力，便将小女儿廖和玉许配给他，他也接过了掌竿匠的重任。夫妻挑着鸭棚子，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乡间的每一条小路，开启了鸭棚子风餐露宿、逐水而居的漂泊之旅。

白天，他赶着鸭子大军嘎嘎一路前行，妻子挑担管后勤，傍晚时分，在地势较平坦的地方宿营。交通条件改善后，鸭群装上大货车，从大足运往永川、安岳甚至成都等地放养。

落日余晖下，妻子在鸭棚子旁升起缕缕炊烟，天黑之后的鸭棚子里面一盏微弱的烛光透过棚子露出来，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特别幽静而温馨。虽说日子艰辛，却不失小家温暖的味道。

鸭子的嘎嘎声，伴随着他度过了二十余个春秋，直至21世纪初，随着河沟的鱼虾被过度捕捞与速成饲料肉鸭的出现，赶鸭再也无法养家糊口，他不舍地离开了眷念的鸭群，只身前往他乡打工谋生。

如今，乡村再也见不到赶鸭人的身影，但赶鸭人的故事，依然在每一个清晨的薄雾中，悄然流传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暮色渐起，仿佛还能听到那熟悉的嘎嘎声，看见那时光里赶鸭人孤独的背影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