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徐崇仁

高中毕业，我没有考上大学。那年夏末，蝉鸣聒噪得人心慌，我站在村口的老黄葛树下，影子被夕阳压得更矮——一米四的个头，比邻家刚上小学的娃娃高不了多少。又到一年征兵时，征兵干部看我一眼就摇了头，父母直叹气，父亲的烟锅子敲得石阶当当响：“学门手艺吧，鲁班爷不欺人，木匠饿不死人。”就这样，我成了李木匠的徒弟，村里人私下都叫我“矮子木匠”，喊得久了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本名。

拜师那天，我来到师傅的木匠铺，里面的木头混着桐油味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暖暖的。墙角码着长短不一的杉木条、柏木段，刨花堆得像座小山，踩上去软软的，能埋到脚踝。八仙桌上摆着锛子、斧头、墨斗、弯尺、锉子、木尺，师傅李老头背着手，手指敲着墨斗说：“木匠的规矩就三条——量三遍锯一刀，线要直心要正，手艺要精人要实。身高不顶用，手上的力气和眼里的准头才顶用。”

我个头太矮，第一道难关就是抡斧头。师傅的斧头沉甸甸的，我举起来都费劲，踮着脚砍下去，力道偏了，木料上的纹路被砍得歪歪扭扭。师傅不骂我，蹲在一旁抽叶子烟，等我砍得满头大汗、胳膊发麻，他才伸手把斧头扶正：“用巧劲，不是蛮劲。你看木头的纹路，顺着它砍，才直。”师傅从墙角拖来一个矮木凳：“踩着，够不着就借力。木匠活讲究灵活，不是死扛硬顶。”

矮凳成了我的“老伙计”，陪我从学徒成长为师傅。起初学推刨子，要么用力过猛木料不平，要么推不动，憋得汗浸刨柄。师傅握着我的手，教我感受刨刃与木头的阻力，说要顺着木头的性子，刨子才走得顺。日子久了，我的手掌磨出老茧、关节变粗，推刨子的动作却熟练了，刨花能卷出均匀弧度且薄得透光，师傅点头说“有了木匠的样子”。

学弹墨线是细活，也是木匠的基本功。将墨斗中浸足墨汁的棉线，用铁钉固定在木料一端，我踮脚拉直，另一端按在木头上，手指一弹，乌黑笔直的墨线便印在木头上。有一次给三合院横梁弹线，木料又粗又高，我踩凳子也够不着顶端，师傅搬来梯子让我爬上去。我站在梯子上腿发颤，墨线拉得歪歪扭扭，师傅在下面喊：“心稳手才稳！这线是房子骨架，歪了房子立不直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盯着木料端点慢慢拉直线，弹下去时墨线笔直如尺，师傅挥了一下烟袋锅子，算是默许。

那时，村里流行盖砖木房，师傅带着我走村串户修院子。东家的院子要搭横梁，我们凌晨就上山选杉木，师傅用手量树干的粗细，用鼻子闻木头的气味：“杉树轻，耐腐蚀，纹路顺，做横梁最合适，能经得住二十年的风雨。”下山时，我扛着一截细杉条，个头太矮，木头一头拖在地上，磨得树皮都掉了，露出里面的木芯。师傅就把粗的那头扛在自己肩上，让我扶着另一头：“师徒搭伙，力气往一处使，活才能干得漂亮。”

刨梁柱时，我踩着高凳围着木料转，刨子推过，木头变得光滑，纹理清晰如画。师傅教我做榫卯，“榫要严，卯要合，不用钉，房才稳。”我手指短，抠榫眼得用小凿子一点点凿，木屑掉进指甲缝，洗不干净，留下木头的清香。有次凿卯眼伤了手指，鲜血滴在刨花上。师傅抓把灶灰按住伤口，说“手上没疤不算真木匠，以后仔细点”，还给我缠上布条，递过凿子让我接着干，说手艺是练出来的。

木匠不光盖房子，还做家具、打农具。村里人家嫁女儿，都要找师傅做一套嫁妆，木床、衣柜、木箱、盆架，样样都得精致。我跟着师傅学雕花，先在木头上用铅笔画好纹样，再用小凿子一点点刻，牡丹、莲花、喜鹊，每一刀都得精准。有次给邻村姑娘刻嫁妆柜上的牡丹，我刻得太急，一片花瓣刻歪了，师傅没说话，拿起凿子慢慢修正：“雕花要沉下心，你急它就歪，就像过日子一样，急不得。”那套嫁妆柜我们做了半个月，上桐油时，师傅让我一遍遍擦，直到木头吸足了油，透着温润的光，他才说：“这柜子要陪姑娘一辈子，得做得结实、好看，不能含糊。”

除了家具，我们还做农田里用的木耙、风车，切菜用的木案、装粮食的木仓。风车的榫卯结构最复杂，每一个部件都得严丝合缝，不然扇不出干净的粮食。我做第一台风车时，扇叶转起来吱呀响，师傅听了摇头：“哪里松了？自己找！”我趴在地上，一点点查，终于发现一个榫头没凿到位，修正后，转起来顺畅多了，风也大了。师傅说：“农具是帮老百姓吃饭的，做不好就是误事，木匠得有良心。”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，挣了钱回来就拆了老木房，盖起砖混楼房。铝合金门窗、现成的家具从城里拉回来就能用，又快又省事，找师傅做活的人越来越少。师傅的木匠铺渐渐冷清下来。

后来师傅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就把木匠铺交给了我。我还是守着那间耳房，矮凳还在墙角，刨子、墨斗擦得干干净净，只是很少再做大件的木活。偶尔有人来找我修旧家具，或是做个小木凳、木盆架，我还是会踩着矮凳，量三遍锯一刀，刨得平平整整，榫卯做得严丝合缝。一天，一位老人让我修一张老木床，那床是师傅年轻时做的，榫卯松了，我用凿子一点点修正，重新上了桐油，床又变得结实了。老人摸着床沿说：“矮子木匠的手艺地道，跟你师傅一样。”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