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王春兰

大足南门桥头的豆腐店，是我小时候常光顾的地方，也是儿时记忆最温润的角落。

那时的日子过得清简，豆腐算是稀罕物，要凭票供应，每人每月一张豆腐票，可换一斤豆腐或两斤凉粉。豆腐七分钱一斤、凉粉三分钱一斤，价格虽低却金贵，不是有钱便能买得着的。因为你得赶早去排队，不然一眨眼工夫，那白嫩嫩的豆腐就会被抢购一空。

母亲时常递给我一张豆腐票和几枚硬币，说“去端块豆腐回来”或“去打两斤凉粉回来”。我不明白，为啥买豆腐叫“端”，而买凉粉叫“打”。为此，我曾问过母亲和奶奶，她们的回答各不相同，却都未能解开我心头的疑惑。虽然，疑惑未解开，但一想到有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豆腐吃，唇齿间的期待便盖过了所有问题，我乐颠颠地雀跃着奔出门去。

买豆腐的队伍总是排得老长，蜿蜒着，像一条懒洋洋向前游动的蛇，盘在南门桥头的青石阶上。冬日寒风刺骨，人们缩着脖子，呵气成霜，双手不停地搓揉，却仍耐心地等着。有时在长队里撞见同学，立马把位置悄悄挪到一块儿，几个小姑娘便如家雀般聚在了枝头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豆腐铺的案板上，整整齐齐排着一个个两尺见方的木盘，上面如九宫格般码着九块豆腐，洁白如玉，嫩滑如脂，颤巍巍地泛着清亮水光，似乎凝着晨露的灵气。凉粉则盛在粗瓷面盆里，一盆售罄，师傅便利落地将另一盆反扣在案板上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凉粉完整脱模，瓷实筋道，弹性十足。师傅拿刀划拉几下，麻利地一铲，一块豆腐或一坨凉粉就滑进你端着的碗里，不多不少，分量准得令人称奇。

“端”豆腐，果然要“端”。细嫩的豆腐比不得瓷实的凉粉，不能颠，也不能晃，得双手捧着，身子微躬，眼睛盯着那块嫩白的豆腐，须走得慢而稳。路上若有坑洼，心都提起来了，生怕它在碗里散了架。这哪是买菜，简直就像是护送一件易碎的艺术品。回家路上，我放轻脚步，连呼吸都慢下来，生怕稍一大意，那点清鲜就要化在风里。那一刻才忽然明白：“端”不只是动作，是那个年代对食物的珍视，是对生活里一点温软的小心呵护。

回家时，奶奶早已在灶台前忙碌。她接过那碗豆腐，只轻轻一瞥，便知你路上走得稳不稳。若豆腐完整，她便微微一笑，点头道：“没糟蹋东西。”若成了豆腐渣，则一声轻责：“又不好生走路。”

奶奶的厨艺极佳，一块寻常豆腐，她却能根据我们几姊妹的不同要求，变幻出万千的滋味：有时是煎成两面金黄的家常豆腐，外皮焦脆，内里绵软；有时是冒着红油豆瓣酱香气的麻婆豆腐，辣得人直吸气，却又停不下筷子；就连被我不小心弄成的“豆腐渣”，她也能顺其自然，干脆捏得更碎，在锅里煸干水汽，再佐以油盐、撒上葱花，一盘外酥里嫩、咸麻干香且嚼劲十足的干炒豆腐就成了，奶奶自谑地为它取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的菜名——鸡哈豆腐。

还有一道汤菜，也是奶奶的绝活。这菜有个雅致的名字，唤作“一清二白”，汤色澄澈如露，豆腐洁白如脂，菜叶青翠欲滴，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写意。名字好听，其实就是豌豆尖和青叶菜煮豆腐。年少时我最不喜这道菜，嫌它清汤寡水，没啥滋味，中看不中吃。直到后来，读苏东坡那句“人生至味是清欢”，才解其中真意。原来，最深的滋味，不在浓油赤酱，而在这一碗清淡里的从容与安宁。

如今，南门桥早已焕然一新，大桥两边盖上了钢筋水泥的盖子，成了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。昔日桥头那方木盘盛着热气腾腾人间烟火的小店，已悄然隐入时光的薄雾。超市里塑料盒装的豆腐整齐排列，光洁如新，却再难寻九宫格木盘那温润的触感，也听不见排队时邻里间絮絮的家常，仿佛一段温软的市井旧梦悄然散场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退休干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