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向玉玲

张老茶馆关门那天，是立秋后第三个礼拜。天还热，黄葛树叶子落了些，不密。

张德茂把最后一把竹椅从屋檐下搬进屋里。这把椅子最老，搁在门口黄葛树底下几十年，椅面磨得发亮，靠背上的竹条断了两根，用麻绳箍着。他搬它的时候先擦了擦坐板，又摇了摇那麻绳，还行。然后双手端起来，步子比平时慢。

翻过椅子的时候，他看见右后腿底下压着一颗瓜子壳，干透了，嵌在木头缝里。不知道哪年的。他拿指甲抠了抠，没抠出来，就算了。

这是他父亲民国38年从南岸背过江来的。那时候椅子还新，竹篾青翠，坐上去吱嘎吱嘎响。父亲在黄葛树下摆了张桌子，卖盖碗茶，两分钱一碗。这把椅子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自己舍不得坐，专给客人坐。

头一个坐上去的是个挑担子卖麻糖的，姓周，别人都叫他周麻糖。周麻糖坐下喝了两碗茶，临走把椅子挪到树根底下，说：“老张，你这椅子放这儿好，阴凉。”

从那以后，这把椅子就再也没挪过地方。

张德茂记得，小时候放学回来，总能看见椅子上坐着不同的人。有穿中山装的，有打赤膊的，有戴草帽的，有拄拐棍的。他们坐下去，端起茶碗，就开始摆龙门阵，摆什么的都有。

李木匠说：“昨天看见一条鱼跳上码头，少说有二十斤。”王裁缝说：“那算啥，我上个月看见一条蛇过街，足足一丈长。”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不服谁。旁边坐着的陈老师慢悠悠喝了口茶，说：“你们一个说鱼，一个说蛇，争个啥子嘛。”众人笑成一团。

这些声音，这把椅子都听过。听着听着，它就老了。

张德茂今年六十七，从父亲手里接过茶馆也有三十多年了。父亲去世那年，把这把椅子专门交代给他：“茂娃，别的椅子可以换，这把不能换，这是咱茶馆的根。”

他记着这句话。三十多年里，茶馆的桌子换了四茬，茶碗碎了几百个，连黄葛树都长粗了一圈，就这把椅子一直没换。椅面磨得能照见人影，断了的竹条用麻绳箍了又箍，箍得像打了补丁的衣服。

有客人开玩笑：“张老板，你这椅子该进博物馆了。”张德茂笑笑：“进啥子博物馆，它就是个坐的。”

上个月，儿子从北京打电话来：“爸，你来北京吧，孙子想你了。”张德茂没吭声。

“茶馆又挣不了几个钱，关了算了。”他还是没吭声。挂了电话，他一个人在黄葛树下坐到半夜。老伴走了三年，孙子只见过照片。他不是没想过搬去北京。可每次收拾行李，看见那把椅子，就迈不动腿。他把那把椅子摸了又摸。椅子没动。

关门这天，几个老茶客不请自来。李木匠的儿子小李，现在也是老李了，拎了两瓶江津白酒。他进门没说话，把酒搁桌上，然后走到椅子跟前站了一会儿。

“我爸走之前，”他忽然说，“念过这把椅子。”

就这一句，没往下说。他转过身，开始搬桌子。

王裁缝的孙女王燕，端了一盆自己卤的猪耳朵。她把盆放下，看了那把椅子一眼，没说话，去墙角拿扫帚扫地了。扫到椅子腿底下，扫出几颗瓜子壳和一只干了的蟑螂。她看了一眼，扫进撮箕里。

陈老师的儿子没来，他去年跟陈老师前后脚走的，也没人带话。

张德茂把椅子搬出来，又搬进去，最后不知道该搬还是该留。他蹲下来，看见靠背上箍的麻绳松了一股，伸手紧了紧。竹篾的断口扎了一下他的手指，没出血，有点疼。

他们帮着把桌椅板凳往里搬，最后只剩那把老竹椅还摆在黄葛树下。

张德茂端了两碗茶，一碗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，一碗自己端着。他坐在门槛上，看着那把椅子。风吹过来，黄葛树叶沙沙响。椅子没动。

这时候，对面楼里走出来一个年轻人，二十七八岁，戴眼镜，瘦，穿件深蓝色的T恤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椅子前面看了半天说：“张叔，我能在你这儿开个咖啡馆不？就这个房子，我租下来，不拆不建，就加个咖啡机。”

张德茂愣住。年轻人说：“我叫赵宇，住对面三楼，做设计的。我每天在窗口看你这儿，看了快三个月了，觉得有意思。”

张德茂看着他。赵宇指了指：“那把椅子，别动就行。”

张德茂没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椅子跟前，又擦了一遍坐板。这回他看清了坐板上有一道很深的凹痕，是屁股坐出来的，他以前没注意过。

他说：“行，这把椅子，不许动。”赵宇点头。

张德茂把椅子搬回了原处，就在黄葛树根底下，正对着门口。夕阳从树枝间漏下来，落在椅面上，那些磨得发亮的竹条亮得晃眼。

他想起那颗瓜子壳，还嵌在椅子腿底下，没抠掉也好。

立秋过了，还有秋老虎。黄葛树还会落叶。这把老竹椅就这么搁着。等赵宇开了店，不晓得谁会坐上去。端咖啡也行，端茶也行。

椅子不说话。椅子只管稳稳当当地托着人，托一个是一个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