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龚钰淇

又到毕业的时候了。食堂门口，图书馆的台阶上，校门那块石头前，到处站着穿学位服的人。不远的地方停着几辆快递车，纸箱堆了一地，新的旧的都有，箱角压扁了，翘着，像是刚经历了一场小小的搬家。

我如今已经研一了。按理说，毕业是去年的事。可走过这些地方，脚步总要不自觉地慢下来。看见有人蹲在路边整理学位帽，有人把花束往箱子缝里塞，还是会想起自己离校前的那段时光。

去年收拾宿舍，是从一只纸箱开始的。箱子是从快递站抱回来的，外头还印着水果店的字，里头有一点纸浆的气味，潮潮的。我把箱子搁在床下，先丢进去几本不常翻的书，又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样往外拿：电影票根、明信片、耳机线，还有一枚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纽扣。真正收起来才知道，4年并不像想的那么轻。一本书压着一本书，胶带绕了几圈，箱口还是鼓着，合不拢。有些东西塞进去，又拿出来，放进去，又拿出来，来来回回好几趟，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舍不得什么。

室友坐在地上，也在收拾。她举起一个小台灯问我：“这个还要吗？”我说：“你留着吧。”其实那盏灯我们谁也不缺。只是东西到了毕业的时候，去留就不太好说了。一本专业课教材，平时嫌它重，恨不能丢开，临走了又舍不得扔。一张校园卡，里头只剩几块钱，也要从卡套里抽出来，端端正正夹进钱包。

退宿那天，下过一阵短雨。宿舍楼前的地面还没干，纸箱放上去，底下一会儿就洇出一圈深颜色。我把钥匙从钥匙扣上退下来，搁在桌上。阿姨看了一眼表格说：“签个字就行。”她说得很平常，因为每年都要送走好些人。我们也就跟着平常起来，低头签名，拎包出门。走到楼外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四楼的窗户开着，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。

最后一顿饭是在校门外的小店里吃的。点的菜和平时差不多，土豆丝、番茄炒蛋、青菜，没有特意弄得隆重。大家一边吃，一边翻手机里的照片，谁拍模糊了，谁闭眼了，谁的流苏歪倒一边去了。说到以后再聚，也没人把话说满，只说有机会一定。

后来出校门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门口还有人在拍照，有人拖着箱子从斑马线那头过来。我的纸箱搁在后备箱里，书在里面晃了一下，闷闷地响了一声。那一刻倒也没有多难过，只觉得手里突然空了。钥匙交了，床位空了，很多走惯了的路线，往后也不用再每天走一遍了。

今年再看别人毕业，心里比去年安静了些。研一的课表、论文、组会，把日子重新填得满满当当。可是校园里的毕业季，总有办法让人露出一点旧痕迹。

（作者系浙江大学学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