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胥涛

重庆万盛，八面山下，鱼田堡河静静流淌。

河岸不远处，一排排三至六层的楼房顺坡而建，自下而上，层层叠叠，这便是鱼田堡煤矿工人村。上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，这里聚居着两万余名煤矿职工及家属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亮起，整座工人村宛如镶嵌在八面山麓的一座璀璨小山城，光芒四射。

1956年，南桐矿务局直属一井（鱼田堡煤矿）在八面山下破土动工。煤矿投产之后，工人村随之兴建。沿路依山而建的住宅，距离矿井不到两公里，不管是乘坐公交、骑自行车还是步行上下班，都很方便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座大型厂矿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城，有医院、学校、商店、俱乐部。工人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在闭塞山区像钉子一样扎下根来，从此把青春和汗水都留在了这片土地。他们住在工人村，工作在矿井，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，一切都在这座“村”里完成。工人村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个家庭的悲欢，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
我从童年到青年，断断续续大约有10年时间在这座工人村里度过。

父亲是个严厉的人。5岁那年，趁我熟睡，他背着我离开了西充老家，搭上前往重庆的汽车。醒来时我哭闹不止，不愿离开母亲，父亲重重地在我屁股上打了几巴掌，直到我哭不出声。刚到矿上那阵子，父亲一天要下井工作10多个小时，根本没时间管我。一个人待在屋里，没有小朋友，没有热饭菜，只有孤独和泪水。

直到有一天，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上门相邀，叫我一起去不远处的鱼田堡河趟水玩耍，我才开始有了笑脸。摸小鱼、打水仗、玩游戏，那条小河成了我们这些矿工子女的天堂，父亲对此既高兴又担心。

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一次刚涨过水，我们便去河边玩耍，河水不仅冲走了父亲几天前给我买的新凉鞋，还被上游冲来的碎玻璃划了道大口子。父亲急急忙忙背我去卫生所包扎，然后照例又在我屁股上补了几巴掌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恨父亲的，直到成年后才慢慢理解。一个在井下与瓦斯、岩石搏斗了10多个小时的男人，回到家看到受伤的儿子，那几巴掌里藏着多少后怕与心疼。父亲的严厉，终究养成了我独立自强的性格。

弯弯曲曲的鱼田堡河，沿岸长满了茂密的修竹，既是工人村的一道亮丽风景，也是整座村子最温柔的地方。每到炎热的夏天，便有下夜班的职工、家属端着小马扎、小板凳，躲到竹林里歇凉、聊天。大黑山里吹出来的风，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吹散了人们工作的疲乏。男人们聊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成如何、工会的大红花得到没有、奖金发了多少；女人们则说着家长里短，手里还不停地织着毛衣。

鱼田堡工人村的房子顺坡而建，楼栋间距不宽，却也因此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楼栋之间不大的坝子，是亲情最浓、欢声最多的地方。那个时候还不兴跳坝坝舞，前后两栋的工友利用休息时间，合力在坝子两头砌起乒乓球台，两边一溜儿安上石桌石凳，连熏腊肉的柴火灶也在斜坡转角处修建起来。喜欢喝茶的，清一色端上一口工会发的大白瓷盅，坐在一起摆龙门阵；喜欢下棋打牌的，围着石桌来上几盘，观战的比下棋的还着急；乒乓球台从早到晚就没歇过空。

哪家弄了点好吃的，舀上一大碗端到坝子里吆喝一声，邻里的小孩立刻围拢一圈。楼栋里有男主人因公牺牲、生活拮据的家庭，总会得到邻里的各种帮助，割肉买菜时帮忙带上一份，到远处打山泉顺便多捎一桶。遇上红白喜事，邻里都主动帮忙、通宵达旦。有一次楼上邻居的小孩半夜急病，家里的男劳力都在上班，对门的胡叔叔刚下井回来，听到动静后，立刻背起孩子就往两三公里外的南桐矿务局总医院跑。这就是工人村的邻里亲情——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。

2016年，鱼田堡煤矿因资源枯竭，永久关停。从1956年建矿到2016年关闭，整整60年风雨沧桑。那些曾经轰鸣的井架沉寂了，那些曾经运煤的专线铁路锈蚀了，那些曾经熙攘的广场再没有往日的热闹。居民们陆续搬离，有的住进了棚改新居，有的去了别的城市。

我偶尔还会想起鱼田堡工人村的夜晚。万家灯火亮起，整座村子像一颗镶嵌在山麓的明珠。每一盏灯下，都有一个矿工家庭的故事；每一扇窗后，都有一段关于奋斗、关于温情、关于成长的记忆。这些记忆汇在一起，便是那个火红年代最温暖的注脚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